“史家注史”，探索古代正史现代化的新形式——访《今注本二十四史》执行总编纂孙晓

《今注本二十四史》项目启动于20世纪90年代，历经20余年，首批七种《三国志》《宋书》《南齐书》《梁书》《北史》《隋书》《金史》近日出版，堪称史学界和文化界的一件盛事。本报记者特别采访了该项目执行总编纂孙晓研究员，请他谈谈图书背后的故事。

孙晓，1963年9月生，河南正阳人。1983年参加工作，1987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历史系获硕士学位后留所工作。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化史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秦汉史与经学研究。主要成果：《中国婚姻小史》《心斋问学集》《两汉社会与经学》等；合著《阳刚与阴柔的变奏》《中国经济通史·秦汉经济卷》《阅藏知津》；主编《中国古代社会文化丛书》（5种）、《掌故大辞典》等。

记者：作为《今注本二十四史》的执行总编纂，请您分享一下《今注本二十四史》立项背后的机缘故事。项目启动于20世纪90年代， 现在回头来看二十多年的编纂工作，您有怎样的体会？现在最新的项目进度是怎样的？

孙晓：我忝列执行总编纂，从来没有感觉到这是一种荣誉。总编纂张政烺先生和另一位执行总编纂赖长杨先生都去世了，截至今日， 先后有20位主编、顾问去世。现在我除了感觉孤独以外，更是感到责任的沉重。古籍整理无法做到尽善尽美，再仔细认真，也会有错误。所以从事这项工作的学人常说：古籍整理，如同秋风扫落叶，风来了，叶又飘一地。我怕秋风，可现在就是秋天了，我们的书出版了。我深深地知道，我们的书，如果得到一点赞许，荣誉是各史主编与作者的；如果出了问题，责任肯定是我的，无人能分担这份沉重。

开展《今注本二十四史》项目是我的主意。20世纪80年代初，在我来中国社科院历史所读研的时候，我的导师之一李祖德先生让我注意阅读明清人研究“前四史”的成果，看看能否摘录下来，以后可以编一个资料集。“前四史”即《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这些是“二十四史”仅有的带有注释的史籍，但都是唐以前人的旧注。唐以后学人心得笔记均散见于各文集中。我当时就有个想法，若是把这些研究成果，会同当代考古文物的成果，与正史的文本缀合一起，以后我们读史将会很方便。20世纪90年代初，有一次我与赖长杨先生闲聊谈到这个想法，他非常兴奋，说这是完成古代正史现代化形式的大事，立志要与我一起把这件事做起来。他治史学史，对这个项目意义的理解更深。于是我们便撰写了编纂计划、凡例与样稿。

做了这些前期准备后，我们开始联系出版社。兜兜转转在几家出版单位游荡几圈后，终于在我的好友中国社科院科研局朱渊寿先生介绍下，认识了中华文化促进会的王石先生。王石先生是一位有理想的读书人，慧眼独具，对这个项目的价值有很深的理解。他把这个项目引进到促进会，并获得文化部的立项批复。1994年10月，本项目在人民大会堂举办了开笔典礼。

从开笔到今天，过去了二十六年，其中甘苦，难以详述。这些年，经费一直十分拮据，断粮是常态。2018年，还是王石先生的苦心与坚韧，感动了深圳华侨城集团，在华侨城集团段先念先生支持下，本项目的经费得到了保证，编纂工作开始步入正轨。我们计划今年推出13部，明年推出5部，2023年完成全部编纂出版工作。

记者：“史家注史”是《今注本二十四史》的重要特色，在每一史的具体负责人的选择上， 标准是怎样的？核心人员有哪些？大概有多少人参与了这项工程呢？

孙晓：“史家注史”是我们编纂工作一直倡导并践行的原则。我们要求历史学者而不是文献学者，来担任各史的主编，并由历史学者参与本书的注释。古人说，“文史不分家”，这只是大致的看法，其实还是分的。汉代有“两司马”，即司马迁与司马相如，如果让司马相如去写《史记》，司马迁去写汉赋，会成什么样子？现代的学科分类，文献专业归中文系。文献学者注史侧重的是版本、文字、音韵、训诂等问题，历史学者则关注史事的疏通与正误。举一个例子，古史中常有“亡命之徒”，我们一般理解“亡命”就是“不要命”，这是不对的。文献学者或根据古人的注疏，把“命”解释为“户籍”，“亡命”就是“没有户籍之人”，这是不全面的。历史学者则会根据出土简帛与传统史料的印证，进一步解释，“亡命”是指“已确定罪名而逃跑的人”。这里不是说历史学比文献学高明，只是学术旨归不同而已。文献学者在版本、文字等方面的高度也是历史学者难以望其项背的。

“史家注史”作为我们编纂工作的指南，也彰显了这个著作体系的特色。应该说，近代以来，古籍整理、为典籍作注疏大都是文献学者的工作，现在，历史学者参与到这项工作中，会凸显自己学科的优长，可以在史实疏通、制度流变、名物考证等方面多做一些工作。我们各史主编、作者基本来自历史专业，全国三十多所高校与科研机构的300余名学人先后参加了这个项目，核心人员都是在各断代史上学有所成的知名专家。

记者：《今注本二十四史》首批7种——《三国志》《宋书》《南齐书》《梁书》《北史》《隋书》《金史》近日面世，成为本年度史学界和文化界的一件盛事。在公共馆藏和个人收藏方面，您对这批书有怎样的预判？这批图书会为哪类读者带来助益呢？

孙晓：司马迁说过：“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与世界其他文明相比较，中华文明绵延不绝、从未间断，这多得益于我们史学记述体系的完整，修史是每个朝代确定自己的位置的基础工作。只有学习历史、研究历史，才能知道我们的今天来自于我们的昨天。一个没有悠久历史的民族，是容易健忘的民族， 不会有光明的未来。

犹太民族是最有智慧的民族之一，也是一个多灾多难的民族，历史上经历了无数次离散聚合，甚至失去家园，四海飘零。但犹太民族至今还健在，未被其他民族同化，是因为他们一直传承与笃信自己民族的经典《旧约》与《塔木德》，犹太人信仰来自《旧约》，智慧源于《塔木德》，这两部书是犹太人的精神纽带。中国的史书也有类似价值。

我认为《今注本二十四史》首批7种，作为第一部完整系统的古代正史的现代化形式版本，会成为公共图书馆必藏的图书。此外，我希望这些著作，也为个人所收藏，因为它们不仅适宜阅读，而且版本精致，有收藏价值。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一个家庭的书架摆放一部二十四史，比供奉一个神龛，所带来的福泽要多得多。

记者：“要让收藏在禁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习近平总书记曾经如是说。您是如何理解这句话的深刻内涵的？您觉得出版社、图书馆为此可以做哪些工作？

孙晓：我们说过，编纂《今注本二十四史》，目的就是完成这部古籍的现代化形式。我不太赞成把古籍翻译成白话，理由是翻译不可能准确传达文章的内涵，也会破坏古文的意蕴，更重要的是译者会用自己的理解代替读者的理解，使读者丧失掉学习的机会。而今注则是一个较好的形式，即注释者把自己的心得与读者一起分享，一起徜徉在古人搭建的历史空间。

完成古籍的现代化形式是让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的基础。有了这个坚实的基础，我们便可以在上面盖房子了。

我觉得出版社不能只满足于出版文本类书籍，应该注意保护与开发所出版书籍的IP，IP的能量是无限的，这也许应该是出版社未来发展的方向。图书馆更应该根据自己所在地的历史文化资源，开发与保护和本地IP资源有关的IP库，为当地的文化建设服务。《今注本二十四史》中许多人物、事件、典章等都是IP，地方特色也十分鲜明。

记者：“学史使人明智”，在引导青少年提高历史文化素养这一点上，除了通用的“死记硬背”知识点以外，您有什么更好的建议呢？

孙晓：是的，“学史使人明智”。我的理解是，学史不能靠记忆。当然，死记硬背一些章句，也是有用的，起码可以用来谈恋爱。学史明智指的是要学会用历史的方式思考问题， 即理解一个问题时要关注其产生的历史时间与历史空间，这样才会不偏颇。比如，美国现在“Black lives matter”的社会动乱，很多人都认为是“左右”矛盾，即种族矛盾；其实若用历史的思维理解，即考虑美国近百年财富分配的变化，很容易发现这不是“左右”矛盾，是上下矛盾，即贫富矛盾。只不过是美国上层精英，巧妙地用“左右”矛盾来掩盖上下矛盾罢了。“左右”矛盾只是动荡，可以控制；但上下矛盾，搞不好就会天翻地覆。

记者：在您的研究生涯中，图书、图书馆各扮演怎样的角色？您一般是从哪些媒体（包括传统媒体和移动APP）上关注历史文化领域的动态的？

孙晓：我非常喜爱书。小时候，我父亲的藏书有很多，我读了不少。记得上小学时，有一段最幸福的读书时光。那是在“文革”时期，我们地区很多旧书被没收了，堆在汉代名士黄叔度的墓后边一个大屋子里。我经常钻到大屋里，爬上书堆，斜倚着木格子窗户，静静地读书。中学的时候，父亲把收藏的“文革”前的《历史研究》送给我，我很爱读，还把这些杂志拆开，分类再装订起来。我也酷爱买书，来北京上学时，几乎每周都去琉璃厂或中国书店，买的书太多，以至于后来要租地下室来存放。但我买书，只求有用，不太讲究版本，这颇有些遗憾。当时和我一起买书的朋友，他们喜爱买好的版本，当时几块钱的书，现在他们拍卖两部，就可以买一套房子。

图书馆是我经常去的地方。20世纪80年代初，我的第一篇历史论文就是在图书馆里完成的，这篇论文还入选了河南省第一届大学生论文宣讲会。1987年，我的第一本书出版，这本书也是在位于文津街的北京图书馆完成的。图书馆是这个世界最安静的角落，也是最自由的天地。

说实话，我不太习惯在网上读书，但我知道，电子书与在线阅读是未来，不可能改变。对历史文化领域的动态，我习惯通过看一些杂志或图书来了解。我不爱通过手机APP和微信公众号看信息，我认为那都是别人咀嚼过的食物，虽然好消化，但毕竟没有什么营养了。

记者：请您给读者推荐三本历史类通识读物，并简要说明理由。

孙晓：我推荐《中国历史极简本》，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言简意赅，灼见时出；《中国通史》，由华夏出版社出版，平实中肯，论述精辟；《中国通史简编》，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典雅方正，规范认真。

本文刊登于《图书馆报》第52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