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发表我社图书书评：现代生活为何总在与速度缠斗？

你跑得太快了

如今你疲倦了

你的幸福才赶上你

——弗里德里希·尼采

呼叫等待、无休止的电话会议、完全不顾时间地点的强制性视频会议、周末紧急出差……尽管年末将至，工作的快节奏也并未停歇。米兰·昆德拉在他的小说《慢》中写道，“速度是迷狂的形式，这是技术革命送给人的礼物。”因速度太快而失去时间几乎是属于所有人的问题。无边的当下成了永恒，今天成了真实的时间24/7/365，对于新媒体时代的新闻工作者而言尤其如此。

受到时间与速度的问题困扰，我这一周里的睡前床头读物，大多是为了寻找“为什么停不下来”的答案而读，以期从中获得如何在快时代思考和写作的启发。本周在读的书册要么轻薄短小，要么清晰易读，既提供了一定的思维干货，自身品性亦与快节奏的阅读相匹配。

高速工作最直接的后果是过劳。《过劳时代》是岩波新书精选中译本的第一册，这本在日本畅销十年的著作呈现的是现代人的生存状态：一边是丰富的物质享受，一边是沉重的工作压力。作者的观点对于过劳的基本分析在今天算是比较普遍的共识：高度资本主义（借用小说家池泽夏树《白头翁和催债人》的说法）催生出过劳时代，全球化、信息化、消费化以及自由职业者（非正式员工）的大量涌现都使8小时工作制失去保障。“过劳死”不只是日本的“国家病”，也在世界其他各国肆虐。

不辞辛劳地工作，很多时候看起来是个体的自发选择，但纯然“自发的”过度劳动几乎是难以想象的。朱丽叶·B·斯格尔在《过度劳累的美国人》中指出，20世纪70年代过劳还未发展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但到了20世纪80年代，公司评价员工的标准之一便是考察每天是否能够长时间工作，员工的升职加薪都与之相关，即便想要孩子，不辞职就不成。整体而言，世界各国的工作时间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呈减少趋势，此后这一趋势突然停止，再次转变为逐渐增加——这恰好与新自由主义兴起的时间一致，自发性过劳的产生与强制、压力、竞争、奖励或制度性动机的存在不无相关。

不过，《过劳时代》的描述还是过于宽泛了，资料也相对陈旧，若要了解中国最新的工作时间数据，《时间都去哪儿了？中国时间利用调查研究报告》一书是个不错的选择。这本书由内蒙古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课题组撰写，研究目的包括为政策制定提供依据，这听起来非常不错，因为如何管理稀缺的时间，在工作、家庭、休闲与睡眠之间进行合理分配已经成了所有人的难题。这种分配显然不只是个人选择，也受到国家政策和用工制度的制约。不出意外，2017年我国工资劳动者超时工作（净工作时间大于8小时）相当普遍，超时工作率高达42.2%。其中，低收入者、低学历者、制造业从业者、生产制造及有关人员的超时工作尤为严重。

作者：杜凤莲，版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11月

这本书从数据上考察了中国居民的劳动与休闲时间，呈现了智能手机对现代人生活的影响，还勾勒出中国式夫妻性别分工中的时间矛盾。使人注意的一点是，中国妇女的时间尤其稀缺，工作和家庭的双重负担使女性比男性更容易陷入“时间贫困”，无酬劳动（最典型的就是家务劳动）时间长。数据显示，从2008到2017年，女性无酬劳动时间比由2.60上升到3.15。近年中国女性也出现了从照顾家庭、赚钱养家的“双重负担”，转而向家庭回归的趋势。

尽管这看似与当下鼓励多生育、早生育的政策效果一致，但是如果对比世界其他发达国家的历史数据就会发现，让女性退出劳动力市场、回归家庭的政策思路非但效果不佳，而且会极大降低青年女性的结婚和生育意愿（尤其是对低收者而言），反过来进一步降低生育率；更造成劳动力短缺，产生降低经济增长速度的恶果。日本、韩国大概就是这类典型。三浦展在《下流社会》中的说法也印证了这一点：日本越是“下流阶层”的青年越不愿意结婚生孩子。因此，时间贫困真的是一种无以为继的贫困啊。

不过，这本以量化数据为主的书依旧看得不过瘾，要进一步理解今天很明显是由技术推动的加速理论，马克·泰勒的《为什么速度越快，时间越少：从马丁·路德到大数据时代的速度、金钱与生命》值得一看。1991年，法国哲学家保罗·维利里奥的哲学随笔《消失的美学》曾讨论过“绝对速度”的统治，他指出技术进步如何致命地磨灭了时间与空间，也改造了我们的知觉、意识、美学和伦理。

但今天的技术加速显然比上世纪末复杂得多，如泰勒所言，信息、交流和网络技术正在创造一个新世界，这个新世界转手就把人类生活转变成了自己的模样。比如，虚拟经济相较于传统实体经济的崛起，谷歌、微软、亚马逊和脸书等大平台对信息和数据的垄断，以及金融市场日新月异的电子交易速度。工程师们不断编写算法来适应飞速变化的投资环境，我们要理解当今金融市场的速度变得困难甚至是不可能，而虚拟经济中的贫富差距也变成了速度差距。

马克·泰勒这本书的标题和结构都让人眼前一亮，他大杂烩一般处理了宗教、哲学、艺术、技术、时尚和金融等各领域里“有毒的速度”。他的写作很有代入感，有些论述比较开脑洞。在他看来，今天的加速与新形式的资本主义——金融资本主义是分不开的，20世纪后半叶逐渐发展成熟的金融资本主义，是宗教改革以来新教的救赎经世论世俗化的顶点。泰勒强调，要理解今天人们对速度的迷恋，眼光要超出当下的时刻，回到西方现代性的开端来看。对速度的顶礼膜拜是现代的发明，它产生了两个副作用：一是长远规划的消失，另一个是长期记忆的瓦解。在这样的快节奏经济中，“赢家”和“输家”所共享的只有速度所创造的不安、焦虑和不满。

泰勒提到一点让我这个拖延症患者深有感触，即数字媒体和技术加速对人所造成的糟糕影响：注意力管理紊乱。儿童和青少年之中出现了一种“流行病”：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症，年轻人也无法像以前一样读书或写作了。我们往往误以为今天年轻人的阅读量变小了，但事实上今天的年轻人比以往任何时候读和写得都多。问题在于在线阅读和写作的方式不同了。关键变量仍然是速度。在阅读、写作和思考的领域，“更快的总是更好的”这个说法无疑是最成问题的。眼睛以惊人的速度掠过网站上的所有词汇，艺术、文学和哲学的命脉最终成为了编码的问题，被数学逻辑的还原论解决。而在线出版的加速，也导致负责任的编辑和修订实际上消失了。如果说“新闻是历史的初稿，那我们今天所拥有的一切就是这个初稿。”

泰勒自称为这本《为什么速度越快，时间越少》花费了数年时间的阅读和反思，写书时还跑去了山里。他说自己可以在城市里读书，但无法在那里写作——这不仅仅是因为噪音、匆忙和分心，更重要的问题在于节奏。写作总是需要缓慢、细致、深思熟虑的反思。卡夫卡在笔记《反思》中如此写：“坐在你的桌子旁边。不要听，只要等。甚至都不要等，只要保持安静和孤独。世界将卸下它的面具，将它自身自由地呈现给你，它没有任何选择，它会在你的脚下达到绽出。”不过，身为媒体人，就很难获得这种逃离速度迷狂、自由绽出的机会了。

一个与速度缠斗的公共写作者要如何阅读和创作呢？特里·伊格尔顿的《论文化》给了我一些这方面的启发。快手高产的伊格尔顿又写了一本“给普通读者的文化批评作品”，它是一本读起来令人愉快的书。

伊格尔顿照旧抖机灵地说些击中要害的刻薄话，间或在他庞杂丰富的知识体系中抖出一些边角料和生僻细节供读者鉴赏。比较有意思的是伊格尔顿不设限的对读，比如将八竿子打不着的作者作对比并发现其内在一致性，同时也能读出一个学者刻板印象之外的矛盾性和复杂性。比如他把T·S.艾略特和雷蒙德·威廉斯这样政治立场截然相反的人对读，从中发现二者对文化看法的某种一致性；再比如他从18世纪作家、政治家埃德蒙·伯克之中读出激进，而此人是通常被视为保守派且与文化概念不甚相关；他虽然谴责法国大革命，但绝不是反对革命本身，甚至还是那个时代最先反对奴隶制的人；再比如他透过“为艺术而艺术”的花花公子王尔德，来讲一个顶着“社会主义者”头衔的精英主义者的内在矛盾，并从这位放荡不羁的爱尔兰懒汉身上读出了马克思的劳动浪漫。

伊格尔顿的启示在于，作为一个公共写作者，要时刻怀揣着两种思考，两种立场，才可能保持对事物的敏锐洞察。如果我们总是带着刻板印象去阅读和评论，那恐怕也太无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