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因治疗之伦理审视

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是人类历史上最为激动人心的事件之一。在当代科学技术中使人印象最为深刻的则非信息和通讯科学技术、生物医学科学技术、认知和神经科学技术以及纳米科学技术莫属。这些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和广泛应用，已经在并将继续深刻改变我们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的方式，改变人类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生活，并改变人类自身。科学技术使得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过上美好的生活，改善了健康，加强了自主性，增强了人的尊严和价值。人们甚至认为，纳米技术、信息技术、生物医学和认知科学（NIBC）结合起来形成的汇聚科学，也许会使人会超越人性，超越作为homo sapiens这个物种固有的能力，进而转化为比homo sapiens能力更强的新物种。哲人对科学技术之于人和社会的影响进行了深入而切中要害的思考。波普尔（Karl Popper）认为科学技术对社会的作用如此之大，以至可改变社会发展的方向。我们对社会中的许多事物已经不像过去贤哲认为的那样是可以预见的了，因为科学技术本身的发展是不可预见的，它们对社会的影响也是不可预见的。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用“装框”（framing）这个概念阐明技术的本质，意思是说技术改变了人类存在的结构和方式。人类进入了技术设计的框框，那就许多身不由己了。这两位哲学大师都预料到了当代科学技术发展给人类带来了受约束性和不确定性。人类越来越失去妄自尊大的本钱了。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开发和应用当代科学技术的过程中，特别是与商业、市场、资本结合时，存在着损害人的幸福和利益，侵犯他们的权利，危害他们生存的环境的倾向。例如大数据技术就有侵犯隐私的强制性影响；生物医学及其还原论根基就有将人视为机器而忽视人性、人文的倾向。所有现代技术都有导致形成或扩大“技术裂沟”，使得本已存在的社会不公正更加严重。我们有责任发展科学技术，同时也有责任保护人，保护利益攸关者，包括我们的近远亲动物和环境。因此，当代的科学技术发展，从整体来说，不再可能是laissez faire（放任自流），也不可能是anything goes（怎么都行）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应该是负责任的，意思是这种发展必须坚持研究诚信，反对不端行为；同时坚持人文精神，维护人的尊严、利益和权利，消除科学与人文这两种文化的割裂。那么，我们的伦理学准备好去迎接当代科学技术的挑战了吗？生命伦理学或科学技术伦理学是应用或实用伦理学，它们不可能以理论或原则作为出发点，反之它的逻辑出发点是在科学技术创新、研发和应用中存在或产生的伦理问题，包括应该如何做的实质伦理问题和应该如何做的程序伦理问题。我们生命伦理学或科技伦理学者要培养、改进和提高鉴定和解决伦理问题的能力，以及对伦理问题解决办法和要采取的行动方针进行分析、批判、论证的能力。新的伦理问题绝不是从伦理学理论或伦理学原则演绎的结果，而是靠攸关价值的权衡或如罗尔斯（John Rowles）说的“反思平衡”。而且在试图解决伦理问题之前，我们必须要知道或了解许多如罗斯（William Ross）所说的“非道德事实”，因此我们必须向科学家和社会学家学习，在解决问题时我们还必须向法学家学习。关注人类行动规范的伦理学家，决不可在象牙之塔内建构一个理论体系，妄想世界上所有问题都可通过从这个体系的推演而迎刃而解，这是天真的、狂妄自大的，也是愚蠢的想法。我希望，我们这套丛书的出版，能如库恩（Thomas Kuhn）所说的那样，为我们的生命伦理学和科技伦理学树立一个范式，形成一个共同体，使得我们从事生命伦理学和科技伦理学的学者，尤其是年轻人，更快地进入常规的研究模式，从而获得水平较高的学术成就。邱仁宗2014年4月29日于草桥欣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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