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题材电视剧与国家形象建构研究

2008年的初春，乍暖还寒，在中国传媒大学广播电视艺术学博士入学考试面试的考场上陶冶出现。他说他是从杭州来的，本科硕士都是传媒大学毕业的，现任教于浙江传媒学院，他请求先面试，因为他急着赶火车回去，替他上课的女老师刚做了乳腺癌手术，早回去一天就能让人家少替自己上一天的课。能够替同事考虑，这让我心许。他报考我的博士，提交的学术成果是一本名为《刀刃上的舞者——冯小刚电影研究》的书。他应该知道，我在“金鸡奖”评委会答记者问对于冯小刚电影《手机》“好玩，但不够深刻”的评论，刚惹出了不大不小的风波。我很认真地拜读了他的大作，洋洋洒洒30万字，虽然免不了一些年轻人的稚嫩和偏激，但基本上还是是其所是、非其所非的。合上那本书的时候，我在想，这个年轻人或许是在考验我。然后，他考上了。我们成了学友。我告诉他们这些博士生们，进了这扇门之后，我就不是导师了，你们也不是学生了，所有的学习心得必须共享，不见得是我教你们，很多时候需要你们教我，所以我们的关系是学友。一辈子待在机关里工作，空话、套话、大话讲的不少，也不能全说没用，很多话语不经大脑，便张口即来:第一，围绕中心，服务大局，认清形势，明确任务;第二，突出重点，打造亮点，形成合力，扩大影响;最后是民间方式，文化外交，坚持数年，必有前途。全是十六个字，用处有多大，我表示怀疑。所以，我反而特别珍惜跟我的学友们在一起的机会，在我看来，高等学校应该成为民主、思维的先锋阵地，这是我们的神圣职责。这也是每每看到作者这样的年轻人时，我不禁感到欣慰的地方。电视这种现代传媒，覆盖面之广，影响力之大，渗透性之强，已成为客观现实。它左右着民族的思维走向，相当程度上影响着民族的素质。因此，电视传媒肩负着传统的文化形式难以替代的独特的任务和作用。中国传媒大学和浙江传媒学院这两所著名的广电学府更应该是民族思维的排头兵，应站在民族当下的传媒思潮前端，自觉地引领这种思潮，攀登思想与艺术的更高台阶;而不能够沉浸在思潮当中，生吞活剥地套用西方现成观念，去诠释这种思潮存在的合理性，更不能缀在这种思潮尾巴后面推波助澜。之所以会发这种感叹，是针对我们当下传媒思潮，特别是传媒中很重要的艺术部分的影视艺术思潮，已经相当严重程度上制约着民主精神素质和审美修养的提高。如今很多问题值得我们思考，比如一部名为《泰囧》的电影获得了14亿票房，于是各大媒体天天热炒。我不禁想问，《泰囧》到底有多少文化含量?他的审美情趣究竟怎么样?——当然，它占领了市场，赢得了票房。我们可以实事求是评论它，但是把它捧到民族艺术宝塔尖上，危险啊!20世纪80年代中国电影观众看路遥写的《人生》，大家都在研究高加林进了城怎么办;后来又看谢晋拍的《牧马人》、《天云山传奇》，大家又都在研究“左”的思潮是从哪来的;再往后看《人到中年》，大家一起来呼唤知识分子的地位，发挥他们的作用;以及80年代后期看《野山》、《黑炮事件》，研究知识分子和普通农民的精神历程。为什么到了21世纪的今天，我们的观众都前赴后继去看没有品位的《泰囧》。那么中华民族的电影鉴赏水平到底是提升了还是降低了?这是我们应该思考的——至少高等学府们应该想到的问题。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而我们又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须知，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文明的轴心是其代代相传、至今仍有生命力的审美权、道义权和价值观，倘在21世纪这场人类没有硝烟的文明战争中不知觉地被西方文化消解、瓦解了中华文化的审美观、价值观，那么中华民族将失去自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的文化之根。那是不堪设想的悲哀!每一个民族它的文化建设、艺术建设都是个宝塔。塔座越丰富、越多样就越厚实，但塔身就要按等级，哪些作家、哪些艺术家作品可以在塔身，哪些作家、艺术家才有资格到塔尖，是非常严肃而须慎重的问题。塔尖是起灯塔作用，在引领一个民族的精神航程。每一个文明的社会，都要重视自己的文化艺术宝塔的搭建，不能乱搭。曾经有位领导问我说:“回忆你成长的过程，你的文化艺术的偶像是谁?”我脱口而出，“文化大革命”以前我的偶像是郭沫若，鲁迅，茅盾，巴金，老舍，曹禺;“文化大革命”以后，视野开阔了，发现原来由于“左”的思潮的干预，遮蔽了一些大师级的人物，比如陈独秀、胡适、王国维、钱锺书，等等，也是有资格登上塔尖的大师。他们不仅有知识还有智慧。知识不等于智慧，知识是第一层面用来垫底的东西，有了一定知识积累之后，才发出智慧的火花——今天的大学里也有这种教授，知识异常丰富，读书甚多，但是缺少独到的思想发现，缺少智慧。而回想王国维留给我们最宝贵的就是，一个知识分子，一定要有陈寅恪先生所倡导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一句话足够导引我们的精神航程。今天，陶冶博士的大作《历史题材电视剧与国家形象建构研究》即将付梓出版。在电视领域研究历史题材电视剧的人不少，而在传播学领域研究国家形象的几乎成了一门热闹的显学，但是能从国家形象建构角度来研究历史题材电视剧的，他还是少有的一个。更关键的是，他没有一味求同，去探索国家形象传播的问题，反而自己提出了“国家形象建构”的概念，从我们文化自身来展开研究，颇显灵光。而最后，他又将所论述的一切归结到费孝通先生提出的“文化自觉”上，我深以为然。恰恰是文化自觉，才能让我们的历史不至于在今天纷繁复杂的媒体环境中成为被“肆意打扮的小姑娘”。作者在做博士论文时，我经常对他说:我赞成那些把复杂问题简单化的人，反对那些把简单问题复杂化的人，因而也借此机会总结我40年的学术生涯，仿费孝通先生“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总结出十六个字:文化化人，艺术养心，重在引领，贵在自觉。权且为序。仲呈祥二零一四年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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