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益研究.第1辑，反思灾后社区重建

悄然间，汶川大地震已经过去三年多的时间。当灾难带来的沉痛记忆在普通大众的头脑中逐渐消退之时，灾区民众却仍然需要带着潜藏于内心深处的伤痛努力在一片废墟之中重建自己的家园。如果说灾后紧急救援考验的是这个国家即时的动员力与这个民族迸发的凝聚力，那么灾后社区重建需要面对、思考及解决的问题则更加复杂，因为与即时展现和迸发的国家动员力、民族凝聚力不同，重建中出现的问题和面临的挑战是地方性、社区性与操作性的，在社区重建的微观行动层面更需要进行不断的反思和总结。为此，以《公益研究》（原名《公共生活评论》）为平台，我们组织了这一期以“反思灾后社区重建”为主题的专辑，希望以此能够推动更多的关于灾后社区重建的反思性学界讨论。灾后社区重建的主体应该是地方社区居民，这是所有发展NGO和社会工作机构参与灾后社区重建必须坚持的基本理念。张和清教授认为，从紧急救援到社区重建，社会工作介入的目标应该是实现通向能力建设的助人自助。罗观翠教授等的论文指出，社区可持续发展，需奠基于当地民众对于自身所居住社区的认同和归属感，以行政化主导方式操作的重建路径，恰恰背离了社区重建的重要意涵。驻地NGO的社工，必须通过组织区内民众参与重建，去厘定社区需要，合力解决社区问题，培养民众自助、互助及自决的精神。高鉴国教授提出灾后重建的社区工作模式，强调以社区为基础的抗灾和重建理念要求从以人为本的基本价值出发，尊重社区自身的主体权利和根本需要，通过居民参与过程调整社区发展体制，重建物质和精神家园。对灾后社区重建过程的内涵性把握更应该关注社区软件因素的建设与重构。韦克难教授的观察发现，现阶段的灾后重建进程更多地只重视社区公共基础设施建设，而忽视了社会服务、社区文化与精神方面的构筑；而且只重视外来援助，忽视了灾区群众自力更生精神的培育与发挥。除生命的损伤外，地震灾难对灾区民众的更深层次影响还在于短时间内遭受一系列社会生活的剧烈变动，从而导致了原有社会关系被破坏。从这个意义上，李宏伟等的文章指出灾后重建是受灾群体进行社会再适应的过程，其核心内容是社会关系的重建。2008年被学界称为中国“公民社会元年”，很大部分原因在于汶川地震抢险救灾与灾后重建中大量NGO参与及其联合行动的涌现，呈现出强大的志愿主义精神和现代公民性。《NGO介入汶川地震灾后重建的概况调查——基于社会工作的视角》一文以对149个NGO的问卷调查，为我们提供了最全面的参与重建社会组织图景。谭深等则以对4个民间公益组织进入灾区和撤离灾区这一双向过程的个案观察，提炼出三种典型的民间公益组织参与模式。作为一种外入的社会支持力量，各发展NGO及社会工作机构在参与灾后社区重建的实践过程中面临着重重困难。朱健刚教授的论文指出，社区实际上处于迅速的灾后重建、城乡一体化以及社会管理改革的多元社会进程之中，社区重建中的地方政府、社区居民和发展NGO等各种力量对社区的多方面介入使得传统的社区参与式发展理论难以应对。转型时期的社区发展需要社区骨干、公民组织与国家权力和市场力量建构合作治理的关系，发展多元化的社区权力结构，实现社区的多元共治。朱希峰老师则提出需要建立社会工作服务组织与地方政府平等合作的伙伴关系。社会工作介入灾后社区重建，还需要对某些特定人群的特殊需求给予关注。比如，地震伤残人员失去或部分失去了震前活动与工作能力，社区重建的过程应该着重解决的是该部分灾区民众家庭生计的恢复。陈涛教授的报告认为，通过发展性社会工作实践，社工专业服务能有效改善处境不利居民的家庭生计，并同时促进社区关系的改善、社区成员互助合作的增进，在社区团结方面取得积极的效果。裴谕新老师的研究则关注妇女这一社会性别视角下的女性群体，以四川地震灾区“映秀母亲”刺绣小组在震后三年的成长与发育为例，探讨了妇女小组这样一种草根组织形态对妇女的充权与疗伤功能，强调灾后重建需要关注并认可妇女的独特性，介入她们生活中的种种复杂性，并回应她们独特的需要，推动妇女自我意识的提升与社会空间的拓展。对灾后社区重建的更深层反思还需要跳出灾区本身，去探讨找寻灾难的社会根源及现代社会自身的风险性。张和清教授指出，在以资本为主导的城镇化发展模式已经成为主流的全球化发展方向的当下，工业化、都市化、消费主义等单方面追求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不仅造成许多地区的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环境不可持续发展，更造成许多灾区灾难的恶性循环。陈健民教授则认为，过去三年间我们只把目光紧紧盯着灾区的苦难；事实上，如果我们认真注视一下我们周围的环境和事物，或许会发现我们的整个社会都亟待重建。巨大灾难的发生和结束总是在瞬间，灾后社区重建却必将是一个漫长而艰苦的过程。祝愿灾区民众能够早日重建美好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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