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环境污染效应与治理机制研究

环境是人类生存和活动的场所。环境是否适宜以及在多大程度上适宜人群生存繁衍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关乎每个人的切身利益。正如习近平同志所说：“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转变发展方式，实现创新发展、绿色生产、低碳消费，从而维护生态环境的系统性、多样性和可持续性，不仅惠及当代，而且也关乎子孙后代的根本利益。然而，如同亚里士多德早在两千多年前所言：“凡是属于最多数人的公共事务，却常常受到最少数人的照顾，人们关怀着自己的所有，而忽视公共事务，对于公共的一切，他至多只留心到其中对他个人多少有些相关的事务。”生态环境作为公共品，如果没有外部条件或制度约束，作为微观个体的生产者或者消费者就会倾向于过度使用，使其自身效用最大化。相对于人类的开发利用能力而言，如果生态环境产品在量上总是处于无限供给状态，那么，按照市场供求机制和价格机制，生态环境产品则是没有交易价值的。例如，在农业文明时代，清洁的空气、清洁的饮用水等，都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源源不断地无限供给的，因此，也是没有市场交易价值的。自从人类社会进入以工业化为标志，以机械化大生产为主导的工业文明后，人类对资源环境的消耗与污染急速加剧，人类向大自然的排泄物逐渐超过了生态环境承载能力或自净化能力，产生了各种所谓的“环境问题”，这也验证了亚里士多德的先见——对个体过度“消费”生态环境公共品的“理性行为”若不加以约束，最终必将导致“集体非理性”的结局，陷入生态环境的“公地悲剧”困境之中——使得在一个国家（地区乃至全球）范围内，人们都不得不为环境恶化、资源枯竭的恶果集体“买单”，并为之付出难以估量的经济、社会、国民健康等沉重代价。回溯人类工业化和城镇化几百年的历史，“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这一真理被反复验证：“雾都”伦敦曾因空气污染造成数万人死亡，也曾因水污染致数以万计的人死于霍乱。美国、日本等其他工业国家屡屡发生的“环境事件”同样让人触目惊心，其中，20世纪震惊世界的“八大公害事件”，两次发生在美国，四次发生在日本。纵观人类工业史和环境史，因环境污染加剧所导致的经济发展停滞、社会动乱、物种灭绝、国民健康受损甚至大量人口死亡、残疾等环境灾难，迄今仍让人历历在目、不寒而栗。中国当下的环境问题，与发达国家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具有惊人的相似之处。由此，中国环境问题早已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也就不足为奇。值得我们自己警觉的是，由于中国的工业化、城镇化仍处于加速进程之中，资源消耗加速，碳排放量不断增加，生态环境赤字持续扩大，环境事件多发频发，环境风险以及由此引起的经济风险、社会风险、国民健康风险等加速积聚，在未来相当长时期内，环境问题难以舒缓。辩证地看，一方面，中国的工业化沿袭了发达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并且因中国工业化时间短、进程快，发达国家在几百年时间里分散化解的环境风险，在中国短短30多年的时间里叠加式集中爆发，雾霾天气、饮水安全、地下水污染、土壤污染、垃圾围城（围村）等多种结构性环境问题同时出现；另一方面，面对错综复杂的结构性环境问题，中国环境治理理念、法律制度、体制机制以及治理模式等，都难以适应环境治理实践的要求，环境治理主体和手段单一，环境法律制度不完善，重增长轻环保，环境执法偏松、偏宽、偏软，环境监管体制机制滞后，公民的环境参与程度低，环境治理的信息不透明等诸多缺陷显露无遗。以至于2014年李克强总理在政府报告中不得不提出，要像向贫困宣战一样坚决向污染宣战。2015年又指出，环境污染是民生之患、民生之痛，要铁腕治理。环境污染属于公害品，而环境质量则属于公共品，是反映环境状况的正反两面，环境污染（或者环境质量）的变化通过影响国民健康，进而影响人力资本，最终既影响经济增长，也影响社会公平。环境质量受环境负外部性与环境正外部性两个方面的综合影响。改善环境质量，或者采取各种约束机制消除或减轻环境负外部性效应，或者采取各种激励机制放大环境正外部性效应，抑或双管齐下。研究中国环境污染变化的规律性，评估环境污染变化所导致的经济效应、社会效应以及国民健康效应，并揭示其内在机理及传导机制，梳理中国环境治理体制机制发展变迁，评估现有环境法律法规及公共政策体系的“绿色度”，探索建立政府、市场与社会合作共治的体制机制，促进绿色发展和可持续发展，使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这既是该项成果的研究主题，也是该项研究的目的和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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